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约瑟夫·奈是一个善于讨巧的人。这位早已脱离学术的学者精于利用身处的优势来推销自己造出的学术概念。自从2004年推出《软实力：世界中的成功之道》以来，“软实力”这个词汇凭借美国在与学术上的优势地位传遍了全世界，并为其赢得了全球性的声誉。
而在中国，这一词汇更是引发了热烈的。尤其是当人们经过一番奋斗之后发现，物质的繁荣并没有为我们赢得丰富的内心在外部世界相应的尊敬时，“软实力”这几个字便又在某处隐隐作痛起来。
“软实力”似乎猛然击中了当代中国人的灵魂。于是，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到学界，官员与学者们纷纷将“软实力”挂在嘴边，似乎通过不断言说这个词汇便把握住了这个时代，一个个文化工程也由此开始启动。
但是，从获得庞大数字背后的经济影响力到具备只能意会的软实力毕竟有一段漫长的程，如果希望提高中国的软实力，首先就是确保或是唤发起外部世界对于中国强烈的好奇心与探讨的。然而，对于这一切，热切期待软实力的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近期美国中奥巴马与罗姆尼的第三场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便是在这个语境之下的典型案例。在此次辩论中，中国话题第一次成为了美国总统辩论的主题，辩论中的言语加上这次过程中双方（尤其是罗姆尼对于中国不客气的）激起了国内复杂的情感：诡异的乐观民族主义、焦虑、甚至愤懑。
“辛辛纳图斯掌犁耕地，迪克里先栽种白菜，中国立春播种。”这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的一句话。鉴于中国庞大的面积、人口与悠久的文明史，这个世界从来就不缺乏对于中国的评说。伏尔泰在《巴比主》中认定中国是“主权国家中最，最文明和最智慧的国家”；夏多布里昂则在《墓外回忆录》中借水手之口称：“东方的所有民族，尤其是中国人，都是懦夫和小偷”；1968年“乌托邦的年代”中意大利参与的大学生举着牌，写着“我们都是的信徒”……凡此种种，这个世界对于中国的评说历来就了各种情绪，从言过其实的溢美之词，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再到浪漫的想象，不一而足。
而这一切都与当时的具体情境密切相关。法国学者尚弗尔在《汉字与轶事》中提到，易十五认为必须改换民族，与（矮个子大臣）贝尔丹先生讨论实施这一宏业的方案。后者……经过一番考虑、思索，他希望用中国的来激励法兰西民族。于是，这一政策催生了一套丛书《中国历史，或中国人编年史》，伏尔泰的《巴比主》便是其中的一本。
一国的形象飘扬过海之后难免失真，甚至起了匪夷所思的变化。但就像丹麦人无需因为《哈姆雷特》中对于丹麦宫廷的仇杀与的描写而提起对英国的一样，我们也无需对国外有关中国的某些言论而过分。中国是如此广大，中国的形象是如此复杂。想要表述一个完整而真实的中国，任何人都会感觉到力不从心。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正是通过对于我们的认识来了解自身，修正自身的吗？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精英阶层比照人的而订立了“缠足”、“溺婴”、“男女平等”的法律，当然，这一过程可能充满了因反躬自省而带来的不安，甚至羞耻感。但它却使得中国一步步了现代的道。而在今天，反思与随时准备修正自身的态度难道不是依然重要的吗？如此的态度和行动比空洞的言辞华丽的宣传片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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